在价值权衡的案件中，通常应当要考量价值背后的公共性，运用经济分析则要考虑所谓的社会成本，这种公共性和社会成本背后则是某一项制度的社会功能。
如果一项许可本身负有义务、条件或负担，而相对人无正当事由不履行，则可以直接废止。此外，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二，许可授予后，被许可人基于对行政权的信赖和法的安定性组织开展经营活动，行政机关对其既有日常监管责任，也有保障许可持续性的义务。那么，复工复产审批是否构成一项独立的行政许可？而此前的停工停产决定是否构成对行政许可的变更？如果相对人因停工停产遭受损失，这是其应尽的义务，还是可以获得补偿？《复工复产通知》还要求：对疫情防控期间到期的许可证，可延期到疫情结束后一定期限内再办理延续、变更、换发等业务。行政许可的实施在应急状态下面临合法性困境，其纾解应从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着手。一项行政许可经合法授予后就具有了存续力，行政机关不能任意改变。四是临时性许可可以针对特定群体，比如已经获得某种许可的被许可人，在达到相对宽松的条件后，即可获得新的临时性许可。
目前，法规范尚未如紧急状态、战争状态一般，就哪些机关以何种程序宣告应急状态作出规定，但可以通过政府对突发事件采取应急措施的形态与持续时间来判断。因此，讨论应急状态下的许可实施，许可的设定问题是难以回避的。结 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需要由良好法治保障的社会治安秩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也应当遵循这一原理。三、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实现手段及其选择优化 为了更好地确保治安管理的实效性，对教育和处罚相结合原则实现手段的选择，需要打破以惩罚为主的路径依赖，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善于运用更为柔性的手段。或退而求其次，减少行政拘留的设定、降低行政拘留的幅度，回归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教育大众、保障人权和预防违法犯罪的功能，使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在法规范中得以充分体现。近代以来的违警罚法不仅呈现出较为强烈的管制思维，也展现了深厚的社会教化底蕴，特别是在处罚的性质、种类与幅度的变迁上，渐次揭示出行政法的基本属性。
如对部分涉黄涉赌人员设定了强制性教育措施，[8]以重塑违法行为人的规则和道德意识，有效预防潜在的违法犯罪。与教育相关的多项法律制度，未能充分体现教育功能等。
确保治安管理实效性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包括强制、处罚、公布违法事实、劝告、教育等，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功能并共同服务于警察行政的目的。但是，刑事处罚更侧重对不容于社会的恶性违法（犯罪）者的惩罚，而警察处罚作为确保警察行政实效性的手段之一，更侧重公众对警察命令的服从，在满足警察行政的目的时，并非一定要施以警察处罚。首先，教育具有预防违法犯罪的功能。根据《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设定要求，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而对于吊销许可证、罚款等处罚种类则并未适用法律保留原则，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均可以设定一定数额的罚款，[11]这与听证范围的设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2）突出了法律的社会教育功能。相比于剥夺营业资格的吊销许可证，以及剥夺财产权的2000元以上罚款，行政拘留涉及公民更为核心的基本权利，应当施以更为充分的程序规制。再次，对于某些违法行为人，教育是难以起到作用的，需要通过实施惩罚来表达国家立场与实现因果报应。而对警察行政权的规范和保障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居于相对辅助的地位，主要是服务于其他子目的。
其次，被侵害人通过对违法行为人受到惩罚的确认，心理上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抚慰。（3）依据违反治安管理的主客观因素对违法行为人进行了区分，为更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或处罚提供了指引。
（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初步设定阶段 1986修订并于1987年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首次明文规定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并在立法设计上呈现出如下特点：（1）在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法规范表述上，确定了教育优先于处罚的政策取向，突出了治安管理的教化要求。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虽又对该条例作出修正，但总体上并无大的变化。
其一，增加前置教育无效作为实施处罚的法定构成要件。治安管理处罚的实施，应当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这不仅有利于节约执法和司法资源，也有利于从整体上保障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在执法程序上规定了行政处罚告知、听证等制度，不仅有助于尊重相对人的知情权，也将普法和教育说服作为该法实施的内在要求。而我国《行政处罚法》第52条虽然规定允许被处罚人暂缓或分期缴付罚款，但该执行措施在实践中并不多见。[3]（2）更为倚重于行政拘留的威慑作用。没有具体规定如何对违法者进行教育及在哪个过程中予以教育，教育与处罚只是一个倡导性的条款。
（三）教育和处罚相结合原则实现手段的选择优化 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为其立法目的侧重点，而惩罚及其警示作用并非最终目的。警察行政违法是违反警察命令所确定警察义务的轻微违法行为，而刑事犯罪是应当受到刑罚制裁的严重违法行为，两者皆属于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都应当受到一定的处罚。
（2）将前置教育无效作为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法定构成要件。应当重视并改善这些制度中所蕴含的警民互动要求，以更好体现制度的教育功能。
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作用在立法和实践中的充分发挥，需要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目的，厘清教育和处罚的功能取向及其局限，优化原则的实现手段。（2）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适用对象设定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教育和处罚的适用对象具有同一性，表现出鲜明的重点思维。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一些特殊人群规定了不执行行政拘留的特殊照顾，[9]是考虑到其年龄、身体等方面的客观情况而给予的人道处遇，而非因其行为的性质和主观恶性较小。对于违法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不宜或依法不得施加处罚，应当优先选择教育手段来保障立法目的的实现。或者引进社区矫治制度，为对特殊人群进行思想、心理和行为上的矫治提供立法依据。然而，基于处罚的威慑存在着固有的缺陷，难以使公众自觉遵从法律，距良法善治的要求尚远。
该法对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的承继，[7]显著不同于1996年《行政处罚法》中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处罚优先取向，反映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特殊调整范围的必然要求。此外，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虽然也多次出现了不听劝阻的不听制止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等实施处罚的前置教育无效条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重要地位，但出现频次相较1957年条例明显减少，其原因在于本阶段更为重视惩罚的威慑作用，力图为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教育和处罚是治安案件办理中的两种基本手段，具有相互独立性，进而可以组合为教育、教育和处罚、以及处罚三种选择。该法设定的行政处罚告知、听证等程序性法律制度，在条文设计上都更为侧重保障惩罚的效率，从而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教育的要求。
而拘留期间过长则易使违警人自暴自弃，‘殊失拘留原意'[17]。若用较轻的处罚手段能够实现立法目的的，即不得选择较重的处罚手段。
[21] 其三，将训诫设定为一种教育措施。其中，前一项告知属于说明理由的制度范畴，但该项告知却并未包含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导致被告知人无法知晓拟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变更，也即对理由的说明是缺乏依托的，致使该项告知容易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程序要求。治安管理作为一种重要的警察行政，是公安机关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行政管理活动[10]。（二）教育和处罚的不同功能取向及其局限 作为确保行政实效性的两种不同手段，教育和处罚具有不同的功能取向，并各自具有内在的局限性。
立法改善 引 言 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不能仅依靠惩罚的威慑来实现，更需要公众的自觉维护。[4] 1987年公布的《公安部关于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要求，对于是否调解处理，应当从实际出发，以能够达到教育双方，消除矛盾，不再继续违反治安管理为目的。
作为设定和规范治安管理处罚的专门立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目的理应更为侧重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这也是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维护法仅将维护公共秩序，确保社会安宁作为立法目的是异曲同工的。1962年国务院起草的《城市治安管理工作细则》（试行草案）规定，对于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应当实行教育多数，处罚少数的方针，即体现了该条例的区分对待要求。
[7]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第3款。这些法律原则相互协调，不仅传达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内在价值诉求，也共同致力于立法目的的实现。
